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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洒瓦须色达

甘孜日报    2020年09月15日

◎刘怀银

我在甘孜州色达县工作、生活近三十年,最难以忘怀的莫过于那段大章岁月。大章乡是色达县最艰苦、最边远、海拔最高的一个乡,4100余米的海拔,大气含氧量不足内地的百分之六十。从大章乡到色达县城九十多公里,当时不通公路,交通工具唯有马匹和驮牛,从乡上到县城中间横着海拔5000余米的海子山,从乡上到色曲区同样是九十多公里,中间隔着海拔5000余米的吉龙山。与青海省达日县红科多仅为一河之隔。四不通,八不达,一眼望去,见不到星点树木和农耕,每年六、七、八月为基本无霜期。那时的大章乡,真的是让人望而生畏。当年我二十多岁,两度大章工作经历,与大章的干部群众以及山山水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初到大章乡

1980年春节刚过,我接到县商业局通知,从年龙乡商店去成都龙潭寺畜产品培训班学习,由罗泽民同志带队,同行的有许康清,亚军等六人。培训期满后,刚回色达,就接到了去大章乡商店工作的通知。乡上文书洛让同志,从大章乡调回县城工作,他骑下来的马就成了接我上去的交通工具。洛让向我简单介绍了大章乡的概况,我的心中难免打鼓,但还是想象不出大章究竟咋个样的艰苦法,接我上去的是当时在大章乡粮站工作的克托同志,克托后来历任色达县粮食局长,色达县常务副县长,石渠县县长等职。没有行李,因一匹马只能驮人,克托给我上好马鞍,在一天清晨六点左右我们俩就上路了。当时正值七月,是色达花红草绿的最好季节。为了一天能赶到大章,克托不断催促我,可我骑马还不在行,怎么也赶不上他,后来他见我太辛苦,也不催我了,勒马和我并肩而行,他性格非常好,一路与我谈笑风生,说大章如何如何好,怎么怎么安逸。通过他不断地“洗脑”,我也慢慢开怀起来,巴不得快点赶到向往中的大章乡。一路上我俩紧走慢赶,走过一片大草甸,接着又是一片大草甸,望不断的青山,淌不完的绿水,中间顺利翻过了海子山,海子山就像是大章人的鬼门关,尽管盛夏天气,但山顶上还有很厚的积雪。克托说海子山是青海的地盘,翻山不久就可到大章的地盘了。下午五点过后,我们开始人困马乏起来,一路上话也少了,肚皮饿得咕咕响,口干舌燥,一路上看不见牛场,实在渴了,就下马到小河边掬一捧清水润润嗓子,饿了就忍着,因为我们没有带干粮。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克托老说“还远,还远”,慢了在天黑之前就赶不到了,晚上就怕遇到狼群,克托说一只狼不害怕,但遇到群狼就很危险了。可我真的有点来不起了,当时那个狼狈样,恐怕没有多少人能理解。这时天色也开始暗了下来,我不断向克托发问:“老兄,还有好远嘛?”他却笑而不答,只说快了快了,就这样一直到晚上八点过后,我们来到了一座小山之下,克托这时笑了,他说:“老刘,山的那边就是大章乡了。”我俩策马登上了小山顶,朦朦胧胧看见山下小河那边山坡上星星点点几座土坯房,这下我们俩也来了精神,一路小跑下了山,淌过小河,来到了半坡上的大章乡。下了马,四下一打量,哇,这就是大章乡呀,全乡共有五排泥巴房子,靠右的是大章乡商店,紧邻的是乡党委政府(那时还叫管委会),后边是卫生所和小学,下面河边是粮站,全部清一色的土坯房,墙是泥土筑上去的,房顶是油丫柴上盖的土,屋内是分板作的隔墙,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大章寺庙的原址,荒凉,这就是我对大章的第一印象。

安顿好后,我要接的是班德的工作。班德调回县城去了,我接替他当了大章乡商店畜副产品收购员,那时我们商店共有三个员工,负责人是丁友荣,导购员娄仁,我们三人配合相当好,在艰苦的条件下长期的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在大章期间感受最深的是过于艰苦的生活环境和交通条件以及缺氧,我们长期得不到蔬菜吃,除了郫县豆瓣下饭,隔三差五弄点番茄罐头或午餐肉,长此以往,严重缺乏维生素。那时我们唯一能调节生活的就是去钓鱼,乡政府坎下有条小河,丁友荣很会钓鱼,每次出去都会满载而归,虽然没有什么调料,但能吃上一顿豆瓣鱼就非常奢华了。由于工作关系,我们天天和群众打交道,和当地牧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群众对我们这些汉族同志也特别关心,经常带给我们一些牛奶和酥油。有时候实在没有菜我们就吃酥油饭。有时老乡送来的牛奶多了,我们就用牛奶煮鱼,这牛奶煮出来的鱼,味道很特别,非常的好吃。有时一天剩下一两盆吃不了,就用来洗脸洗脚,日子过得艰辛而又显“奢华”。由于大章远离森林,燃料全靠牛粪,一到夏季,群众都搬牛场了,买不到牛粪,燃料问题就难以解决,有时烧一壶水都困难,更别说煮饭了。乡党委马科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亲自下村去安排,老乡就给我们驮了两垛刚砍下来的柳枝,全是湿的,根本烧不着火,有时候煮一顿饭要花几个小时,还弄得一屋子都是烟,熏得两眼流泪。因为大章乡远离县城和区镇,群众的全部日常生活用品都只能在乡商店购买。我们每天都非常忙碌,没有上下班时间,群众随到随卖,有时深更半夜来了顾客,我们一样营业,有些牛场距乡上是很远的,尤其夏季草场。我们的贴心服务获得了广大牧民群众的赞赏和拥戴。为能保障货源和供应,满足牧民群众日常生活需求,我们每月都要组织两次驮运。有时达到三次,驮脚由乡上统一安排,把收购回来的畜牧产品及药材等驮运到县城交商业局,然后调运物资回乡,主要是茶叶、盐、副食,布匹及其它生活必须用品。物资调运中,易碎玻璃包装等物资最令人头痛,损耗特别大。那时江津白酒在乡上最畅销,但每次调运白酒都有损耗,大章群众又特别离不开白酒,我们就想办法让驮脚娃选几头比较老实的牦牛来驮,基本保障了供应,尽力满足了群众的需求。由于交通现状,调运物资虽然能回一趟县城,但却是一件苦差事,冬季寒冷,夏季怕雨。夏季最怕的是遭遇雷阵雨,茫茫草原上没有避雨的地方。高原天气易变,路途上经常遭遇雷阵雨,那些炸雷好像就在头顶上炸响,浑身浇湿,头皮发麻,有时候驮牛受惊了就翻垛子,弄得满地物品,还得冒雨去找牛,捡满地的商品,叫你哭笑不得。冬季驮运更是苦,天寒地冻的季节里,穿得又厚,一般都穿皮大衣或老羊皮藏装,上下马都感觉困难,翻山还必须牵着马走,山上积雪一般都可没膝盖,走一步就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窝,一步一挪。最恼火的莫过于“打野歇”即野外露宿,赶驮运一般都要走两天,有时甚至三天,到了宿点,驮脚娃就把所有物资卸下来围成个圈,鞍垫做枕,和衣一躺,盖上雨衣就对付一晚上。有一次打野歇时闹了一个笑话,我在睡觉时 头靠在了一颗油丫柴边,晚上下起了大雪,第二天早上我起不来,驮脚娃把压在我身上的积雪拔开了,还是起不来,结果是头发冻在了油丫柴上了,驮脚娃用藏刀把柴丫子割断了,柴丫子就吊在头发上,一步一甩,特别滑稽,把几个驮脚娃笑得前俯后仰。早上起来后,驮脚娃不让我骑马,因为手脚都已经冻麻木了,必须走很长一段路才能暖和下来,否则手脚最易冻坏。我们大章乡粮站的宋绍安同志的脚就是在路上被冻坏了,两只脚都做了截肢手术,留下了终身残疾。有时驮脚娃也会想一些办法,就是带上两个液体瓶,晚上烧茶时给你灌上两瓶,一个让你用两脚夹住,一个让你用两手握住,这样来取暖。老实说,驮脚娃比我们更辛苦,但他们总忘不了想尽各种办法来减轻我们的苦楚。那时候我们和广大牧民群众相处非常融洽,但和驮脚娃的感情更加深一层,一路上我们真的是相依为命。我们这些汉族同志的确得到了当地牧民群众无微不至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我的人生长河中那是一段永远难以忘怀的岁月,至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在大章乡坚持工作三年过后,我被调到了亚龙乡商店,接任李银生同志的工作,在亚龙乡商店负责。

再到大章乡

1984年初,我被录用为文书。当时任色曲区长的洛绒茨仁找我谈话,要我再回大章,到乡上搞文书工作。洛区长告诉我,是大章乡党委书记直接点名要我去大章乡当文书。我在大章乡商店工作时,与马科书记结下了深厚的情感,当时的文书是切吾德同志,他爱人是大则乡的老师,因此他经常去大则探亲,乡上很多文书类工作若遇切吾德同志不在乡上时,马科书记就会来找我,把很多文字工作和乡上日常文书工作都一股脑儿交给我去办理。就这样,我就成了马科书记的编外文书,现听说我被录用为文书了,他第一时间去找区上、县上有关领导,要求把我安排到大章去。说内心话,当时我还是极不情愿的,但又拗不过我的大章情缘,忘不了大章的牧民群众,忘不了大章乡党委、政府曾经对我的关心帮助和照顾。于是我欣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和我一起去大章的还有旦灯同志,当时旦灯好象是第一次去大章,而我居然还成了老大章了。我俩结伴,从色曲区转道去大章乡,一路上我俩也吃了不少苦头,主要是他的座骑还没有走到甘仲二队就乏了。经常下牛场的人都知道,马乏了是件很麻烦的事,它一睡下去,就怎么都不肯起来,人就必须坐到边上陪着它。这样走走停停,到错松度时就天黑了,再上去就是吉龙山了,晚上是不敢去翻山的,我们只好打了一个野歇,第二天傍晚才到大章乡。这时的大章乡已不在那半坡上了,土饼子房子也全部修成了铁皮顶的房子。这种铁皮顶房子也不知是那个“建筑师”发明的,远处看上去明晃晃的,如遇晴天太阳一晒就晃眼睛,如遇下雨,坐到屋里铁皮子就叮当作响,声音很大,吵得人心浮躁。但终归是新房子,鸟枪换成了大炮,这条件比我第一次去大章时好了许多。我们到大章后,马科书记非常高兴,乡长是马桑,两位领导对我非常关心。由于我之前就做过马科书记的编外文书,所以工作也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旦灯是我助手,那时候一个乡上配备两个文书,我和旦灯配合十分默契,工作也还算得心应手,较为顺利。由于条件好得多了,我把爱人肖国琼也从内地接到了大章乡,一家人在一起,有了照应,生活也有了规律。日子过得虽然清苦,一年四季很难得尝到蔬菜,但毕竟在乡上工作,牛肉和羊肉相对能多吃一点。那时每个乡上都有一个小牧场,每年乡上都要分配给干部一头牛、一只羊。马科书记还经常去打猎,回来都要分一点野味给我。但那时牲畜刚下户私养、商店、粮站驮脚不好派了,商店里经常买不到东西,粮店买不到粮食。记得有一次、我们家断粮揭不开锅了,大章乡党委副书记董呷同志给我端了一盆米来,米非常陈,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后来马科书记见状,亲自到村上去动员了一个群众,从区上驮了两驮粮食回来,这才渡过了缺粮关。

牲畜下户私养,很多问题就需要协调,我们乡党委、政府组成工作组经常下村工作,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星期,每天的生活都是糌粑和坨坨肉。时间长了吃着很辛苦,经常是饱也一顿,饿也一顿的。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从末提前回乡。每次开会马科书记亲自为我当翻译,马科书记汉语说得好,工作能力非常强。和他一起每天走村串户,苦是苦了一点,但我在工作中得到了锻炼。

那时候的大章,除了生活清苦,更为恼人的是医疗卫生看病难的问题,缺医少药。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由于缺氧,病情加重,卫生所看了若干次,病就不见轻,越来越严重,后来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卫生所是杨长华同志当所长,杨长华也束手无策,他说连青霉素都没有,什么针药都缺。我心想这下完了、死定了,后来杨长华对我说他到乡兽防站去要一支兽用青霉素给我打,问我同不同意。要把给牲畜用的兽药拿来给人打,这玩笑确实开得有点大了,但实在没有其它办法,也就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我同意了,杨长华还真去兽防站找唐交要了一支兽用青霉素给我注射了。谢天谢地,这支兽药还真救了我一命,注射后第二天竟奇迹般下床了,杨长华也成了我的救命恩人,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现在回忆起来还感到后怕。乡上干部都如此,广大牧民群众的看病难问题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时全乡只有乡上一部手摇座式电话机与县、区保持联系,线路又经常不畅通,很多时候十天半月不通电话是常事,护线员千里马同志很是辛苦,但对工作很负责,有时查完线刚回乡上,电话又不通,他又得走,他来回在近100公里的线路上负责维护电话线,他每次从县城返乡,都要带一些报刊杂志和信件回来,这就是我们大章当时最好的精神食粮了。那时的报刊很精贵,大家每次看完后就收藏起来,隔三差五又拿出来看,那时没有打字机,乡党委、乡政府及各部门的文字材料全部是手写,加上复写纸就写出来了,有人去县上就带去转交。就是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大章乡的各项工作从没有拉过全区的后腿。工作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认可,这些都是因为大章乡党委、政府的领导班子配备得力,各项工作扎实、认真,文书也能认真把各项工作通过文字材料反映上去。这些都是历届文书的优良传统,之前的冯钱山、杨友江、洛让、程林平、切吾德等一大批老同志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都是大章乡的老文书,尤其冯钱山同志在大章一干就是十五年,这是需要多么崇高的精神。还有曾经同我一起共事的马科书记、马桑乡长、董呷副书记、洛呷部长,帕热妇联主任、克托、旦灯、丁友荣、娄仁、杨长华、儒热老师、黄金平、方小明…等等,他们都为大章乡的经济大发排列3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只要一打开记忆的阀门,大章那些场景就会立马鲜活起来,那些伙伴们的身影就会从脑 海里浮现出来。

在大章乡工作的那些年月里,我与大章的干部,与大章的牧民群众结下了极为深厚的友情,尤其马科书记是我一生敬佩的好领导之一。同时,与各村的那些基层干部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村上的基层干部凡到乡上都一定会来我家里坐坐,我也能用一些夹生藏话和他们拉一拉家长里短。想起那段大章岁月,虽然生活清苦了一些,但我还是很充实,每天开开心心的,成了我一辈子当中最美好的记忆。

1986年7月,经组织安排,我调离大章到色曲区委工作,后来就没有去过大章乡了。但那里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里的人们,那里的牛场娃都在我脑海里刻下了美好的烙印。这段大章情结终身难忘,成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作者系色达县政法委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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