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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康定情歌

甘孜日报    2019年09月27日

◎郭昌平

4月的北京,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阳光明媚,人们已经脱下了身上厚厚的冬装,穿上了属于春的衣服,心旷神怡。

节目录制是在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内进行的,那天现场专门请了不少的观众。主持人是刚从上海电视台借来专门主持这档节目的董卿,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她还不是很“著名”,但也一定很有影响的了,因为伊兰就很自豪地对我讲,她们请的是当时上海电视台的“第一花旦”,从她后来的发展看,果然不同凡响。

录制节目的前一天,我同她对台词,我问董卿:“说四川话行吗?”她说:“可以啊!但是你先说两句我听听,看能否听明白,如果行,你就说四川话。”于是,我就同她讲了几句四川话,她说你一定不要说得太快,说快了我就听不明白了。我就将语速放慢了一点,她说行,明天就用这样的语速。原本因要说普通话而存在的压力顿时就放松了下来。

第二天的现场录制十分热闹,也不知他们从哪里请来了不少的观众,将准备好的看台坐得满满的,这些观众的素质十分高,既不在现场乱走动,也没有在现场高声喧哗,到该鼓掌时,他们就一定会报以热烈的掌声。有了这样的氛围,我们上场接受采访也感到精神十足。

首先请上场接受董卿采访的是陈加林副州长,他原本普通话就讲得很棒,所以全程都是讲的普通话,效果十分理想。随后就是请的杨苏萍书记,她也是讲普通话的高手,她的普通话标准流畅。紧接着就是我上去了,上台前我还在暗自提醒自己,讲四川话的语速不要太快了,不然董卿听不明白,那是要砸锅的呀!

谁知上台后,董卿用她那主持人特有的标准普通话一提问,我脑子里想也没想什么,接上去的就是我那还不算“标准”的四川普通话。当时董卿就是一楞,她一定在想,你不是说好讲四川话的,怎么现在你冒出来一个这么难听的普通话了。但这都是一瞬间的事,场下的观众一点都没有反应过来,采访仍就继续,我也就只有硬着头皮将那属于我的四川普通话继续讲了下去。

那天的那场采访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架上火去烤”的感受。我要不断想着下一句普通话怎么讲,我感到头顶上的灯光格外的炽热。我的背上早已被汗水打湿,想重来已是不可能的事,想下台来也是不可能,那狼狈劲至今想来都让人难堪。节目录制完后,加林副州长和苏萍两人说我表现不错,才让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在这次节目录制的过程中,现场还穿插表演了一些与《康定情歌》相关的文艺节目,有我们上面提到的容中尔甲的演唱,还有当时在北京城已经很有名气的“女子十二乐坊”演奏的康定情歌等。老实说,中央电视台确实不愧是国家级的电视台,做这样一个介绍西部民歌的综合文艺节目,他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据伊兰介绍,从提出设想,到这次录制,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后期都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大概还得要一段时间才谈得上播出的事。

由于他们前期工作的充分,我们在他们那里还真了解了不少有关《康定情歌》作者的线索,就是在他们那里我才第一次看到了喻宜萱老师灌的第一张《康定情歌》的唱片,第一次听说了吴文季后来的踪迹,第一次知道了“山歌社”编印的油印本《中国民歌(第一集)》竟然真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本民歌集,其中江定仙为此作的序就是后来在中国音乐界影响极大的“江序”。

此刻,希望能尽快见到喻宜萱老师就是我们这一行人的最大愿望了。通过文有仁,方辉盛两位老师的衔接,拜访喻宜萱老师的时间很快就敲定了下来。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文有仁、方辉盛两位老人坚持要同我们一块儿去拜访,这让我们十分感动,因为他们都是70岁和80岁的人了,让他们从北京的这一头到北京的那一头,确实让这两位老人辛苦,让我们心中过意不去。

但由于他们已经几次去拜访过喻宜萱老人,同老人已经十分熟悉,有他们引见,会让我们更加方便,更何况,我虽然已经在电话和书信中同两位老人有了几次交往,但毕竟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我也极想同这两位我心中的“高山”见一见,当面向他们表达我们的谢意。于是,在电话中,大家约定了一起去拜望喻宜萱老人的时间和相聚的地点。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阳光将大地照得明晃晃的,但还不算太热,正是让人浑身舒畅的时候。喻宜萱老师住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幢宿舍楼之中,要不是有文有仁、方辉盛二位老师,我们怕是很不容易找到这里。听到我们的敲门声,我们就听见一个极有磁性的女声在说“来了!来了!”老人亲自开门迎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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